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Green River
首張專輯獲得成功之後,他們便開始錄製第二張專輯,1969年初發行,也獲得讚賞,銷售成績依然不錯,不過他們並未停止創作腳步,1969年3月便開始回到錄音室進行第三張專輯的錄製工作
第三張專輯採用John Fogerty的創作概念,靈感來自小時候他常與家人在加州的Putah小溪參與家庭聚會,並在那學習游泳,由於許多童年的回憶,他把那條小溪稱為Green River
部分歌曲的創作靈感來自1941年的奇幻電影The Devil And Daniel Webster所涉及的颶風概念,使歌曲中有一些陰暗面
1969年8月,第三張專輯Green River問世,樂團成員在這張專輯傾盡心力,音樂活潑生動,其水準超越前兩張專輯,不但在美國排行榜取得第二名佳績,更獲得滾石雜誌在史上500張最偉大的專輯中排名95
專輯封面由Basul Parik拍攝,是樂團著名的專輯封面之一,滾石與AMG皆給予5顆星滿分評價
當迷幻搖滾的強大浪潮對 60 年代的舊金山造成衝擊，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 依然用這張專輯表達他們對 50 年代最根源的藍調、鄉村與民謠搖滾情有獨鍾。田園牧歌般的敘事畫面，營造出濃郁的美國南部鄉村風情。專輯前半段用歡快輕鬆的旋律，構建出南部小鎮的安靜祥和，而後道出外部世界的混亂與糟糕，平靜的田園風情下藏著反戰的暗流湧動。安靜聆聽這張專輯，體會 CCR 不加矯飾的純粹與躁動。
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s Green River was a landmark release for the band, but just one of three albums the group put out in 1969 alone.
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克里登斯清水復興合唱團，簡稱CCR），是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最受喜愛的一支超級搖滾樂隊。
他們的音樂植根於美國南方的民間音樂，早年的歌曲帶有強烈的布魯斯色彩，對Lynyrd Skynyrd, Sea Level, Dixie Chicken, ZZ Top等樂隊有重要影響。
CCR的靈魂人物是John Fogerty，1959年，還是高中生的John與兩個朋友Doug Clifford和Stu Cook一起組建了名為The Blue Velvets（藍色絲絨）的樂隊並開始在學生舞會中演出。後來John Fogerty的堂兄Tom Fogerty加入樂隊，樂隊改名為Tom Fogerty and the Blue Velvets並錄製了一些單曲，逐漸有了名氣。
1967年底，樂隊的機遇終於到了。Fantasy唱片公司易主，被John的好朋友，原公司的業務主任Saul Zaentz所收購。自此樂隊與公司簽訂了新的唱片合約並改名為“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克理登斯清水復興樂隊）”。
對此解釋為：“Clearwater”符合當時提倡“回歸自然”的社會潮流，“Revival（復興）”表示樂隊的決心和勇氣，而“Creedence”則是取自樂隊成員Tom一個朋友的教名。Saul告訴John，他要把樂隊培養成和The Grateful Dead一樣成功的樂隊。
樂隊在1969年先後發行了三張專輯，專輯的創作和製作的大部分工作都是John一個人完成的，他卓越的音樂天分和創作才華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也進一步鞏固了他在樂隊的核心地位。
樂隊的第三張專輯《Green River》開始在音樂上逐漸擺脫了當地的迷幻搖滾樂的影響，John似乎對鄉村音樂、傳統布魯斯音樂等美國南部地區的音樂風格情有獨鍾，這使得樂隊在當地（舊金山地區）顯得尤為不同，更像是一支南方樂隊，他們的音樂充滿了密西西比州的田園氣息。《Green River》同上一張專輯《Bayou Country》一樣取得了排行榜第7位的成績。
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s John Fogerty in the studio in 1969.
CCR在短短的一年時間裡迅速走紅，1969年8月他們受邀參加了盛大的Woodstock音樂節。當時他們可能還不敢相信，很多樂迷都是特意為看他們演出而來的，但是樂隊謝絕了在音樂節的記錄片中出現。
年底樂隊延續他們的強勁勢頭，第四張專輯《Willy and the poor boys》排在專輯榜第3位並在歌詞方面有所突破。單曲《Down on the corner》和《Fortunate Son》樂隊第一次涉及了政治問題，表達了對越戰的不滿，這也順應了當時的反戰潮流，這兩首單曲分列單曲榜No.3、No.14。而在歌曲《It Came Out Of the Sky》中樂隊則公開抨擊了總統Richard Milhous Nixon。John和他的伙伴們近十年的努力換來了現在的成績，但成功似乎來得太過突然，這時John與樂隊其他成員之間逐漸出現了一些分歧。在錄製單曲《Down on the corner》時樂隊其他成員就認為這首歌根本就不是搖滾樂。
6、70年代著名的美國南方搖滾樂隊CCR的第四張專輯，首發於1969年，專輯中的"Down On The Corner" 、"Fortunate Son"和"Cotton Fields"都是經典的英文老歌。
這張專輯中他們也開始抨擊一些政治問題，比如Fortunate Son就激烈批評了越戰，看過電影《阿甘正傳》的朋友相信會有印象。
專輯曾登上Billboard第三位，有百萬銷量。本專輯在滾石雜誌評出的500張歷代最強專輯中排名第392位.
厚重的電吉他旋律與略帶沙啞的尖銳唱腔，相比於上一張專輯《Green River》的寧靜平和，《Willy & The Poor Boys》則更顯躁動又張弛有度。而樂團暗自積蓄的反戰情緒，也在這張專輯中爆發出來。其中，著名的反越戰主題曲〈Fortunate Son〉以紅白藍旗暗指美國，以鑲有星星的眼睛暗指美國人，對美國政府貪婪地招募士兵發動戰爭這一行徑，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另外，專輯中的多首歌曲如〈Down On the Corner〉和〈Cotton Fields〉也已成為經典的搖滾佳作。
Willy and the Poor Boys：美利堅之根
在星光璀璨的1960年代美國流行音樂歷史之中，最引人注目的節點當屬1967年。此前，英倫入侵的毛頭小伙們激發了美國搖滾樂的活力，The Beatles、The Beach Boys、Bob Dylan等音樂人的創作探索將原始形態的搖滾樂引向藝術化的多樣趨向，大西洋兩岸的音樂同戰後一代的青年文化一起繁榮滋長；直至1967年，一大批發揚迷幻風格與理想主義精神的經典作品誕生，標誌著嬉皮文化和迷幻音樂的巔峰。然而此後，反文化運動在世界政局的動盪中逐漸走向暴力，愛與和平的聲音被激烈的反戰示威和流血衝突所取代。融採各家的迷幻音樂也逐步衰落，分化出更豐富的音樂形態：有進一步藝術化的progressive rock，有繼承民謠傳統的singer-songwriter，也有拋棄繁複音效、回歸搖滾樂根源的roots rock。
60年代末有不少優秀的根源搖滾樂隊崛起，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是其中的佼佼者。儘管這支名字奇特的樂隊來自迷幻搖滾的中心加州，他們的音樂卻呈現出純正的南方面貌：早期作品根植於布魯斯音樂，而又以樂隊嫻熟的即興演奏將經典曲目鋪展盡致；主唱兼主音吉他手John Fogerty的創作從民謠、鄉村等根源音樂中大量汲取養分，歌詞的字裡行間都是南方的風土人情。對音樂的共同熱愛使四位成員自中學時代便踏上表演之路，到了1969年，十年的積累造就了他們旺盛的創作力與急於證明自己的心態——這一年他們連發三張專輯，且風格各異：《Bayou Country》繼承了首專的經典布魯斯和50年代搖滾風格，《Green River》展現出更明顯的民謠影響，而本文將聚焦樂隊在登上Ed Sullivan Show和Woodstock音樂節舞台後發行的專輯《Willy and the Poor Boys》。
有評論者將這張專輯稱為《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的對立面，但在論述大相徑庭之處前，值得注意的是它們的共同點：兩張專輯都建構了一個“樂隊”概念。在Paul McCartney那裡，“孤獨之心俱樂部樂隊”是向父輩音樂傳統的致敬，也是The Beatles逃離名利壓力的另一重身份；而在CCR那裡，“威利和窮小子們”指向的正是少年時僅有簡陋樂器與愛樂熱情的他們自己。儘管無意像《Sgt. Pepper》一樣打造嚴謹的佈局，我們依然能在這張專輯中找到概念的蛛絲馬跡：開場曲《Down on the Corner》是對街頭樂隊的一曲頌歌，以簡練的筆觸描繪了四個男孩在街角演奏的場景；隨著鼓點響起，貝斯、吉他逐次加入，融匯成歡快的律動，使聽眾都禁不住與歌中的路人一樣用腳打起節拍。專輯中還有兩首過渡性質的器樂曲目，其中《Poorboy Shuffle》正是對開場曲的忠實詮釋，四位成員正式扮演起了“威利和窮小子們”，用口琴、洗衣板、洗衣盆貝斯即興奏出一曲；在Ed Sullivan Show和專輯封面上，他們都延續了這種角色設定。
然而一張專輯不可能僅靠概念確立其地位，在音樂內容上，《Willy and the Poor Boys》真正站在了《Sgt. Pepper》對面——CCR奉行的是“less is more”的創作準則，他們忠實於美國的音樂傳統和50年代的搖滾奠基人們，以樸實的歌曲和精準的演奏直擊人心。與CCR之前的專輯相比，這張勝在節奏更加輕捷協調，從而成就了他們最渾然一體的作品。專輯的主體由幾組布魯斯/民謠搖滾曲目構成，每首體積雖小但都旋律動聽、內涵豐富。
《It Came Out of the Sky》在Chuck Berry式riff推進下講述了一個披著科幻外皮的諷刺故事：一顆隕石從天降落，發現它的農民計劃以此牟利，教皇將它當成神示，媒體圍繞它大肆炒作，政治家利用它宣傳政見——然而歌曲的結尾又回望了開頭，一個單純的自然現象卻被人的貪婪私慾層層包裹，其批判意義不言而喻。其後翻唱自Leadbelly的《Cotton Fields》將這首老民謠曲目轉化為標杆式的鄉村搖滾作品，悠閒的吉他和鼓點伴隨著四個夥伴渾厚的和聲；儘管他們的生長之地與路易斯安那的棉花地相距甚遠，但這不影響他們歌聲中對這片土地及其音樂文化的赤誠感情。在《Poorboy Shuffle》的稍事休息後，下一首曲目的鼓點由遠至近響起，專輯的氛圍也轉向陰鬱。 《Feelin’ Blue》歌如其名，精確詮釋了Blues的兩層含義：凝重的布魯斯吉他音符黏在旋律之上，Fogerty抒發著對未來厄運的憂慮不安，這種濃烈的宿命感是CCR一再表現的題材。
CCR的布魯斯作品似乎總有著泥濘混沌的特質（他們將“swamp rock”這一風格發揚光大），或許是因為他們的音樂影響來源於悶熱潮濕的美國南方河口，但巧合的是，這些歌曲也如此適用於熱帶叢林裡作戰的士兵——當我們聯想到越戰之時，與這場戰爭聯繫最緊密的歌曲，也是最著名的抗議歌曲之一，已經以它急促的節奏抓住了聽眾的心神。 John Fogerty本人曾談到《Fortunate Son》的寫作背景：他不斷聽說議員們利用權力幫自己的兒子免除兵役的消息，而自己與鼓手Doug Clifford卻被徵入預備役部隊，與數百萬普通青年一樣忐忑不安地等待開往越南的命令；他不禁想到那句諺語，“富人發動戰爭，而窮人則去打仗”。時至今日聽到這首歌，依然能感受到它是怎樣一團滾動的怒火，凌厲的吉他riff如驚雷一般劈下，John Fogerty的聲音駕馭在剛硬的鼓點之上，顯得比任何時候都粗獷而富於激憤。它的憤怒還更為深刻，當其他反戰歌曲討論著戰爭與和平時，它在抗議戰爭的主題下直指階級的不平等：特權階層的年輕人生來衣食無憂、享受著紅白藍星條旗的榮光，而平民在兵役面前別無選擇，永遠被要求付出“更多，更多，更多”。副歌那句辛辣與心酸兼得的“It ain’t me, it ain’t me, I ain’t no fortunate one”，描述的不僅是戰爭，更是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The members of 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 during a street performance and photo shoot in Oakland, Calif. for the band's Willy and the Poor Boys album, also released in 1969.
激烈的抗議過後，兩首融入鄉村民謠元素的曲目緩和了緊繃的情緒，但批判的態度依然留存。《Don’t Look Now》歌詞中的排比問句使人直觀聯想到Bob Dylan的《Blowin’ In the Wind》，態度則更近於《Highway 61 Revisited》中的Dylan，幾組簡潔優美的語句能立刻勾畫出重重疊疊的勞工階級群像；The Rolling Stones歌唱“地球之鹽”時半是同情半是諷刺，而CCR卻誠心地向勞苦大眾致敬。專輯的另一首翻唱曲目《Midnight Special》相比Leadbelly或Pete Seeger的民謠版節奏更加規整，但絲毫沒有緩解內容的苦澀：這首歌在20世紀早期起源於美國南方的監獄犯人之中，他們抱怨著監獄生活的艱難，掛念著遠路而來請求減刑的妻子；唯一的期望就是午夜開來的一列特快火車，偶爾給生活帶來一絲“充滿愛意的”亮光。到最後一段副歌，眾人的齊聲合唱為歌曲賦予了福音色彩，對希望的祈求某種意義上反倒更顯出歌者的無助。
倒數第二首的器樂曲《Side o’ the Road》再次營造了陰鬱的氛圍，同時也將專輯引向宏大的收尾曲。 CCR的早期專輯中常有動輒八九分鐘的長篇即興，但往往單調得讓聽者在半途就失了神，而《Effigy》的六分半鐘毫無贅餘。這首歌是對尼克松總統的抨擊——John Fogerty回憶總統在某個下午在白宮露面，對室外的反戰示威者冷笑道：“你們今天在這裡所做的一切都不會影響到我，我要進屋去看足球賽了。”尼克松當局蔑視異議的精英主義態度並非多麼明智：到60年代末，電視的普及使得越戰的殘酷畫面直接進入全美家庭的熒屏，激起公眾的“mixed emotion”；當總統將自己的支持者標榜為“silent majority”時，全國范圍內的示威活動證明政治上的不滿情緒已不是一時一地的個例。回到《Effigy》本身，開場吉他撥弦引出緊張氣氛之後，鼓瑟齊鳴，一幅時代變革的畫卷在我們面前徐徐展開。 “火”的意象無論中外都蘊含著一股摧枯拉朽的革命性力量，隨著歌曲的推進，“宮殿”門前的火苗逐漸席捲了城市與鄉村、延燒至殆盡，曾經“謙卑的平民”也終於不做那沉默溫馴的大多數，而要做點燃火種的人。副歌中CCR沉重的聲音反復自問自答，“Who is burning? Who is burning?”——一聲貝斯重音，接著是，“Effigy”——供人燒毀的偶像，這是對白宮內大人物們的直接挑釁。當然，全曲的高潮在於John Fogerty盤旋直上的吉他solo，使人彷彿看見光焰萬丈的野火無情掃蕩著舊世界的原野，新的國度則在廢墟上浴火重生……
音樂從來與創造它的土地與人民無法分割，一代代音樂人傳承的是聲音的藝術，更是文化與精神。 CCR在《Willy and the Poor Boys》中尋根溯源，他們致意的對像是密西西比河兩岸世代勞作的不同膚色的人民，是少年時代引領他們拿起樂器、打破階級和種族壁壘的搖滾樂先驅們；他們同樣從這些先輩處習得與底層大眾的共情、為不平吶喊的勇氣和反抗權威的決心。這些音樂，這些人，這些自移民踏上新大陸起便時時閃耀著光芒的精神，就是這個國度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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